刘昌刚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三时三十八分，龙文玉先生安详辞世，享年八十七。噩耗骤至，如晴天霹雳，震彻苗岭千山；悲声四起，似寒雨摧枝，令我辈痛断肝肠。九星陨落，五岳摧倾；苗疆失柱，文脉无旌。华夏大地各界群众莫不哀恸垂泪。

龙文玉的一生，是一部用信念、学识与赤诚写就的传奇。他集教育家、学者、官员、博物馆创办人多重身份于一身，却始终以“苗族文化守护者”为最深沉的生命底色。他去世的消息传开，熟悉他的人无不感慨：苗岭失去了一位赤子，苗学失去了一面旗帜，而沈从文先生托付的薪火，从此少了一位最忠诚的传薪人。

书生报国：从苗寨走出的民族文化觉醒者

龙文玉一九三九年出生于凤凰苗寨一户书香之家，祖父曾在清代取得科举功名，家学的浸润让他自幼便对苗族传统文化和中国古典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少年时期，他便成了搜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学故事的高手，习作屡屡见诸报刊。这种对乡野文脉的倾心，贯穿了他的一生。

一九六三年，龙文玉从中南民族学院中文系毕业。大学期间，他师从音韵学大家严学宭教授，打下坚实的语言学基础，并在三年困难时期坚持埋头图书馆，摘抄钻研了大量珍贵文献。这段求学经历，不仅赋予他扎实的学术功底，更奠定了他“求真索实干事业”的人生信条。他在此后总结道：“大学给予了我很多财富，最重要的是一种面对实际，求真务实干事业的精神，这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

毕业后的龙文玉被分配到凤凰一中教书，“文革”期间因家庭出身问题被调到偏远的腊尔山苗寨。那段被一些人视为人生低谷的经历，在他眼中却是“锻炼成长、积累和学习的时期”。在那片大山里，他边教学边走访学生家庭，边自学中医为百姓治病，边调查边写作——发表5部苗族长篇叙事诗，整理发表了100多个民间故事。他曾平静地说：“我是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在我人生处于困境的时候，大山又一次接纳了我，保护了我。当地的老百姓欢迎我，我要对得起群众。”

这份与乡土的血肉联系，决定了他日后所有的选择都不会背离这片土地和人民。

复职以后，龙文玉被调至吉首市高级中学任教，教学之余专心研究苗族文化，取得突出学术成果，引起海内外学者关注。随后他被任命为正县级的州民族中学校长、州教委主任，主持探索创立的湘西民族教育模式受到国内外教育界广泛关注，其《“低分进，高分出”的路是可以走通的》一文，促成国家在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实行降分录取的政策。一九九八年，他凭着多年勤恳工作的口碑，作为差额候选人当选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副州长。

从苗寨学子到副州长，龙文玉走得扎实而稳健。他曾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获“五一劳动奖章”，受到江泽民总书记接见，事迹载入《中国劳模大典》《东方之子》等书刊。但他从未将这些荣誉视作个人资本，而是看作“党的民族政策的受益者和实践者”的身份印证。他常说：“作为本民族觉醒了的民族干部、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应该为本民族做一些工作。”

一诺千金：与沈从文先生的三十八年约定

龙文玉一生最重要的事业转折，发生在一九八二年夏天。那一年，沈从文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凤凰探亲。这位文坛巨匠对龙文玉早有所闻，便叫人把他“召”了来。两人一见如故，从此成了无话不说的好友。

一次在苗家院落的深谈中，龙文玉把自己创办苗族博物馆的想法向沈老和盘托出。沈从文听得非常投入，显出少有的兴奋，语重心长地说：“苗文化与汉文化一样博大精深，如不及时进行抢救，就会湮灭和消逝。”

他建议龙文玉“先到郢都去看一看”，并当即兴致勃勃地亲笔题写了“苗族博物馆”五个大字。

沈从文回北京后，专门给龙文玉写了一封长达九页的信，寄予厚望地写道：希望未来的博物馆“能看到一部苗族简史的轮廓，见到一个苗族社会的缩影，保留下一批苗族文化遗产，成为民族文化交流的窗口，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做贡献”。

这封信，成为龙文玉此后三十八年矢志不渝的精神指南。他曾回忆沈老当时的话：“你光凭资料的摘抄是不够的，一定要有很多实物作例证，所以你办一个苗族博物馆，再以大量的文物，从文物当中发现很多的问题，你就可以提出很多新的观点出来。”

这番话，将“办博物馆”的意义从单纯的文物陈列，提升到了学术研究、文化传承乃至民族自信重建的高度。

从那一刻起，龙文玉便踏上了漫长的建馆之路。这条路，一走就是二十年，直到二〇〇二年博物馆才正式落成；而此后又十八年的守护与拓展，则让这场奔赴持续了整整三十八年，直至生命尽头。

筚路蓝缕：倾尽家资守护苗族千年根脉

建一座博物馆，对于一位官员来说或许有权力和资源可倚仗，但对于龙文玉而言，这几乎是一场个人对民族文化的“孤勇”献祭。

自20世纪80年代起，龙文玉利用一切工作间隙，跋涉于湘鄂黔渝边区的苗疆深山僻寨。他走村入户，搜罗银饰、苗绣、古服、古器等万余件。这条路充满艰辛，甚至险些几次搭上性命。二〇〇〇年一月，听闻一个寨子里可能有个明代陶罐，他顶风冒雪赶往百里外的山寨。看到陶罐竟被当作喂猪的潲水桶，他如获至宝。次日返程，大雪埋路，在一段崖道处一脚踩空滑向悬崖，慌乱中死死抓住崖壁树根，另一只手仍高高举着那只陶罐。这样的险境，只是他收藏路上无数故事中的一个。

经济上的窘迫更为现实。退休时，他的存折上只有一千四百元，平时的工资交给夫人安排全家生活，奖金和稿费都投入到收集藏品中。购买藏品常让家里捉襟见肘，甚至几次向保姆借钱开支。为了筹措办馆资金，龙文玉退休后外出打了两年工。二〇〇二年，他召集家人先后开了三次家庭会议，动情地说：“我今年六十二了，答应沈老建苗族博物馆的事已经有二十年了，我不能再等了，今年是沈从文先生百年诞辰，我一定要把博物馆建起来。”

他揣着从亲戚朋友处借来的三十万元，来到凤凰县山江镇，租下苗王府旧址五十年。为什么选在这里。他说：“‘文革’期间是腊尔山的苗民接纳了我，我想通过办博物馆带动苗区旅游开发脱贫致富。”这份选择，饱含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与回报。

二〇〇二年三月十八日，苗族博物馆破土动工，同年九月二十八日基础工程完工。当晚工人撤走后，龙文玉带领全家连夜布展，自己撰写解说词。十月一日，博物馆正式开放，正好赶上沈从文诞辰一百周年。从一九八二年那个夏天到二〇〇二年那个秋天，二十年夙愿，一朝梦圆。

这座占地三千多平方米的博物馆，设普通农舍、古代住所、殷实人家、武士家居、服饰掠影、绣女之家、匠人居室、巫师小屋、文人陋室九个展馆。走进展厅，犹如走入苗族历史文化的时空长廊，让世人得以尽情领略这个古老民族灿烂的文化。

学术探源：南蛮学派的开拓者与民族自信的建树人

龙文玉并非仅是一位收藏家和博物馆创办人。在学术上，他同样是一位开风气之先的拓荒者。

他一生发表文艺作品和理论著作两百多万字，撰写学术论文三十余篇，整理苗家神话一百五十余篇、长篇古歌五部。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屈原族别初探》《苗语与楚语》等系列论文。一九八一年，他在《屈原族别初探》中首次提出屈原是苗族人的观点，将楚文化研究推向新阶段，引发学界长达三年的论争。他以野史和田野调查为突破口，注重实地调查与语言学实证，被评论界称为“南蛮学派”的代表人物。

这些研究的价值在于，它们打通了苗楚文脉的关联，为苗族文化在中华文明版图中确立了不可忽视的位置。他的《苗族的招魂风俗与屈原的招魂作品》《苗俗与楚俗》等，被楚学界评价为研究楚辞的学术新成果。一九九二年，他应邀参加美国波特兰大学高级教育研讨班，论文《中国南方民族试点州的教育特点》获得高度评价。

然而，龙文玉的学术视野从未止步于书斋。他深知，文化保护的终极目的是重建民族的自信。他曾说：“如果一个民族对自身的文化都缺少了自信，缺少了优越感，那么这个民族肯定很快会被同化、被消亡。我建苗族博物馆的最终目的，就是把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的文化展现出来，让我们拥有自信！”这句话，道出了他一生“苦心”的真谛，他守护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

文旅富民：让文化活起来，让百姓富起来

龙文玉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是一位能将文化理想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实干家。他较早认识到，文化和旅游的结合是民族地区发展的可行路径。

博物馆建成后，他提出“以馆促旅游、旅游兴馆”和“民创产业、产业富民”的口号。围绕博物馆，他建设风情园，展演苗族绝技与风情，设立苗鼓、苗绣、银饰等手工艺作坊，复兴“四月八”“赶秋”等传统节庆活动，形成了“静态展览+动态展演+工艺流程展示”的综合模式。

他更以博物馆为龙头，推动山江镇十七个乡村旅游景点大联合，统一品牌、线路、价格，终结了无序竞争的乱象。二〇一〇年七月至九月，联合体创收五百万元，纳税三十二万元，全年旅游收入一举突破千万元大关。当地百姓因此受益：一顶苗帽从五元卖到六十多元，一套苗服从几十元卖到三百元，工人日薪从十五元提高到八十元。国家级苗族银饰传承大师龙米谷，从贫困户一跃成为拥有八十多万元家产的富裕户。

面对市场上歪曲苗族文化、渲染土匪和迷信色彩的不良倾向，他挺身而出，撰文正本清源，培训导游讲解员，引导游客跳出“血色文化”的怪圈。他明确提出：“保护民族文化，为了赚钱而保护，做不好。为了保护而赚钱，才做得好。”这朴素的话语，蕴含着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辩证法。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忠诚践行者

龙文玉毕生倡导的，远不止于苗族文化的孤芳自赏。他一生身体力行、念兹在兹的，是民族团结、中华一家亲的恢宏大道。这一信念，贯穿了他从政、治学、守藏的每一个生命维度，成为他所有事业背后最深沉的价值底色。

早在他担任湘西自治州副州长期间，龙文玉便以“清正仁厚、心系各族百姓”著称。他从不将目光局限于苗族一隅，而是始终将武陵山区的土家、苗、汉等各族人民视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在推动民族教育改革时，他力主“低分进、高分出”的政策突破，其初衷便是让湘西各族人民——不分民族、不论贫富——都能公平地获得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机会。他常说：“湘西是各民族共同的家园，哪一个兄弟民族掉队了，都不是真正的进步。”这份胸怀，让他赢得了全州各族群众的衷心爱戴，也因此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的国家级殊荣。

在治学领域，龙文玉的“中华一家亲”理念体现得更为深邃。他的《苗语与楚语》《屈原族别初探》等振聋发聩的学术成果，表面上看是在为苗族文化正名，深层次上却是在重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叙事。他通过严谨的语言学考证，揭示了苗语与楚语的血脉关联，论证了苗族文化并非孤立于中华文明之外的“异质”存在，而是楚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肌理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动情地说：“我考证屈原的族别，不是为了争一个名分，而是想让世人明白：中华文明的星空，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的星辰共同点亮的。哪一颗星黯淡了，夜空都不完整。”这种学术自觉，将苗学研究的格局从“为本民族代言”提升到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补史”的高度。

在创办山江苗族博物馆的过程中，龙文玉更是将民族团结的理念熔铸于一砖一瓦。博物馆的陈列叙事，从不刻意渲染民族的孤立与隔阂，而是着力呈现苗族文化与汉族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化之间千百年来的交流、互鉴与融合。展厅中那些精美的银饰，纹样中既有苗家传统的蝴蝶妈妈图腾，也不乏汉族龙凤呈祥的吉祥符号；那些古朴的服饰，针法间既有苗绣的独特技法，也吸收了周边民族织绣工艺的精华。龙文玉曾对讲解员反复叮嘱：“你们要给游客讲清楚，这些文物不仅是苗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创造的文化瑰宝。我们要让每一个走进博物馆的人，感受到的不是猎奇的‘异域风情’，而是血脉相连的‘家国情怀’。”

晚年的龙文玉，虽已卸任苗学会会长，却从未卸下民族团结的宣讲使命。每一次苗学研讨会、每一场田野调研、每一回与年轻学人的促膝长谈，他都会不厌其烦地强调：苗学研究必须服务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局。他警惕任何形式的“狭隘民族主义”，多次告诫后辈：“我们研究苗族文化，不是为了关起门来自我欣赏，而是为了让兄弟民族更好地了解我们，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兄弟民族。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苗族是其中光荣的一员，我们做学问、办事业，心里要时刻装着这个‘大’字。”

二〇二一年，八十高龄的龙文玉在湖南省苗学学会的一次座谈会上，留下了一段掷地有声的发言。他说：“我这一辈子，做了三件事：教育、学术、博物馆。但说到底，只做了一件事——就是让苗族文化堂堂正正地走进中华民族大家庭，让苗族兄弟姐妹堂堂正正地做中国人。民族团结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像沱江的水、武陵山的土那样实实在在的东西。我生在苗寨，长在苗山，但我从来都记得——我是苗族，更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

这番话，如今已成绝响，却也是他一生最精准的注脚。龙文玉用他八十七年的人生旅程，生动诠释了何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所守护的，从来不只是苗族的一脉文心，更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那一份不可或缺的精彩与尊严。

薪火相传：鹤驾西去，文魄长存

晚年的龙文玉，仍然像年轻人一样忙碌。年过八旬的他，带着偏瘫的妻子把家从吉首搬回山江，全身心守护着这份精神家园。博物馆被评为国家三级博物馆，藏品达一万四千多件套，纳入湖南省文物局重点管理。他不仅自己坚守，还培养了第二代、第三代传承人——大儿媳石群攻读了吉首大学民族学研究生，儿孙辈或从事民族文化研究，或担任博物馆管理工作。他明确告诉子女：“你们不要想从这里抽走任何一件文物，因为文物资产是国家的，文化价值是民族的，我们只有保护和传承它的权利和义务。”

二〇二二年，博物馆迎来建馆二十周年，龙文玉依然兴致勃勃地谈着未来规划：扩建博物馆，在贵州、云南、广西、湖北、四川建五个分馆，把博物馆从国家三级博物馆办成二级、一级博物馆。他说：“一个人，一个家庭要办好一个博物馆是不容易的，还是靠各级领导，靠广大老百姓的支持，我希望博物馆不仅能看到苗族的历史，更能够看到苗族的未来。”

然而，时间没有给他更多机会。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二十三时三十八分，这位为苗族文化燃尽一生心血的老人，安详辞世。

苗岭苍苍，沱水泱泱。先生虽逝，但他那颗始终跳动着“中华一家亲”信念的心脏，将永远激励着后来者：在守护民族根脉的同时，不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追溯文化源流的同时，不忘汇聚中华文明奔涌向前的磅礴力量。这，或许正是龙文玉老先生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龙文玉一生，居庙堂则勤政爱民，处乡野则守脉传薪。为官，心怀武陵山各族群众；治学，深耕苗学未有停歇；守藏，倾尽家资护千年文物。他完成了与沈从文先生的约定，兑现了对本民族的承诺。苗岭千峰呜咽，沱江流水含悲，万千苗家儿女和各界同仁同寄哀思。

云山苍苍，沱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先生虽鹤驾西去，然先生护佑民族文脉、深耕苗学、育才兴乡之功德，永载湖湘民族史册；其坚守初心、淡泊名利、笃行致远之精神，长存我辈心间。我辈必承先生遗志，接续守护苗族非遗文脉，深耕苗学研究，赓续民族薪火，不负先生半生耕耘与嘱托。

敬送龙文玉先生一路西行，仙乡安妥，千古流芳！

（作者系湘西州政协原主席）